毛泽东病痛中看电影转移注意力 待身边人像亲人
毛泽东与医疗小组人员合影
健康篇
不配合医生治疗
病痛中坚持工作
说到毛泽东的健康真相，海外出版的《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》曾一度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，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怒斥：“这本书的内容很多都是假的，(作者李志绥)是胡说八道”。
已故医学专家王新德在1974年夏被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，曾直接参与或负责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。2002年，王新德生前第一次接受专访，曾专门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澄清。
“毛主席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，一共只有两次，每次时间都不长。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主席病重期间组织的，前后一年多时间；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，经中央批准成立的，直到主席逝世，共两年多。我是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，当时是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、教授。”在王新德的印象里，李志绥的确当过第一次医疗组组长，但后来由曾任北京医院院长、心内科主任的吴洁接任。第二次医疗组成立时，“李志绥是中南海门诊大夫，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时根本就没有宣布由他任医疗组组长。”加入第二次医疗组后，王新德对李志绥的表现极为反感：“凡是重要的医疗讨论和作决定的时候，或是在抢救的时候，李志绥都向后缩。毛主席心肌梗塞抢救时，李志绥又是向后缩。”
最固执的病人
还有不少人，根据“毛泽东比较容易听取他人意见或建议”，推断他乐于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。事实上，他常为了坚持工作而“不遵医嘱”。
1973年，80岁的毛泽东依然忙碌着国家大事，但各种疾病，尤其是老年性白内障令他十分苦恼，有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。为了给毛泽东治疗，专家们反复讨论眼科手术方案，各自陈述见解，分析病情，然后决定由眼科大夫唐由之主刀。
要说服主席接受手术，的确有些难。“听别人说，主席对医生说的话，十句话里只信三句。主席这个人很好强，宁愿靠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。另外，主席也担心医生怕他不重视，将三分病说成五六分、七八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。眼睛看不清，他也照常工作。”唐由之曾经对记者回忆说。
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耐心的说服工作，毛泽东终于同意在1975年7月23日进行手术。手术只有几分钟，进行得非常顺利。术后不久，毛泽东觉得自己能正常看书了，固执地要求拿掉眼睛上的纱布，但唐由之觉得切口尚未完全愈合，眼睛容易感染，不同意这样做。毛泽东有些不耐烦，唐由之却坚持：“主席，平时您是领袖，我们都应该听您的。但今天我是医生，您是病人，您得听我的。”
两人争执了很久，最后唐由之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，请人特制了一副眼镜让毛泽东戴上：眼镜由塑料制成，左眼这边，中间是一块11度的镜片，周边有网眼状小孔，能扣在眼周边的脸上。这样，左眼既能看得见，手又碰不着，东西还不会掉进去。
1975年11月初，眼科医疗小组顺利完成使命。离开中南海前，毛泽东高兴地和唐由之带队的医疗小组合影留念。
病痛中看电影转移注意力
从1970年开始，繁重的工作令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，肺炎、心血管疾病缠上了他，但他每天都在病痛的折磨中坚持工作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至今回忆起来，周福明仍十分心疼。
主席特别难受的时候，坐那看书，脸上的汗就直往外冒，这说明他心脏或者哪里已经很不舒服了。我们就问他：“主席，是不是让大夫给您看看？”他说：“不用，没事，看看电影。”我们工作人员就赶快架机器。美国有个电影叫《出水芙蓉》，主席非常喜欢那个片子。这样一转移了注意力，他就可以喝口水、抽口烟，跟边上的人聊聊天了，身体也舒服些。
1976年6月，主席因心肌梗塞已被抢救过一次，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。7月28日，唐山大地震。凌晨时分，大地突然颤动起来，泳池卧室的门窗玻璃“哗啦啦”地响个不停，地下也有拖拉机般轰轰的响声，主席的病榻摇晃不止。工作人员冲进主席的房间，找到一个大被单，几个人拉住四角，罩在主席的床铺上面。我冲到床前，抱着主席的头，弓下身挡住，以防止掉下东西砸着他。天亮后，我们发现中南海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震倒，少数房子被震塌。经医生同意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，把主席用担架转移到抗震能力很强的202别墅。
搬进202别墅的当晚下大雨，又有较强的余震，但室内几乎没什么感觉。主席醒来执意要回泳池的老住所，但得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后，他显得无可奈何，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：“既然是常委们的决定，只好如此。”43天后，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202别墅病逝。
主席去世后几个小时，我接到通知，最后一次为主席理发，整理遗容。这是我最艰难的一次经历，整个人被掏空了，流不出泪来。来到主席身旁，老人家那么安详，好像就是在休息。我跪下来给他理鬓角的头发，然后平躺在他身旁，为他修剪耳后和后脑勺的头发。我最后一次给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，擦了脸，老人家看上去又精神很多。
那天，房间外面站满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。虽然知道主席生前的愿望是火化，但大家还是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及其他常委表示：“能不能把主席留下来，让全国人民再看看主席？”华国锋专门在屋里组织开会，进行商议，最后决定对主席遗体采取防腐措施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主席永远是我最后一次理完发“在休息”的安详模样。
安保篇
常违反安保规定
爱挤在群众中间
曾经有人对毛泽东身边有百十人的贴身警卫提出意见，认为他“搞特殊化”。对此，警卫团成员、毛泽东警卫王明富非常无奈，他告诉我们，设立警卫团绝非仅仅为了保护毛泽东，还承担了更重要的使命——
其实，保卫主席安全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，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回各自的老家搞调查，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。这样主席就能及时、全面掌握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情况。调查一般上半年一次，下半年一次，派谁走，什么时候走，都按主席的安排执行。有时候是大部分人都撒出去，到全国各地调查，只留少部分人在家当警卫。调查的内容是走亲访友，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，公社化搞得怎么样，对干部有什么意见等，了解情况后回来写一份报告，随时等待被主席叫去汇报。
有一次，主席去广州开中南局会议，于是让长江以南的同志回家调查。我是江苏人，也回去了。我们回来后，主席开完会，晚上9点多了，召集我们去汇报。当时一位回湖北的同志说：“主席，我们老家社员对一年口粮300斤有意见，不够吃！”主席问他：“那你觉得多少够吃呢？”“最少也得400斤。”那位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。主席笑着点点头说：“你这个人啊，蛮会为农民说话的。”
黄建新是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，他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接触多年，了解到安全保卫方面的许多真实情况。
大家总以为领导人身边都是壁垒森严。其实，警卫部署是有的，但主席本人并不喜欢。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候。
我曾经到河北邯郸成安县，听一位老生产队长讲了一件事。主席1959年到那儿视察，在会议室里和棉农交谈，突然听到外面一片嘈杂，就站起身自个儿走到门口查看情况。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农民，手里拿着把刀，身边还围了一大群农民。警卫员见状，赶紧挡在主席身前，主席却挤过去问：“老乡，是怎么回事？”原来，拿刀的就是生产队长，大家给主席准备了西瓜，但没有刀切不了，他就回去取了把刀想送进来。这位生产队长至今回想起来，还很感慨：主席喜欢和群众走在一起，不喜欢被隔离开来。
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典礼上，有一张照片，是警卫员孟进鸿蹲在毛主席身边。我问他：“你干吗蹲着呢？”他说：“万一出现情况我要是坐着就爬不起来啊。蹲着是为了随时跳起来保卫毛主席安全。”警卫员这么紧张，但主席自己并不在意，那次庆典上，他突然只身走下天安门城楼，席地而坐，与人民群众亲切交谈。对主席来说，站在城楼上挥手，不如站在群众中间开心。
吴连登认为，毛泽东的这个特点，让保卫工作很难做。
尤其到了晚年，主席像孩子，想法很多，出行很随意，给保卫带来很大难度。“文革”期间的一次国庆节，傍晚吃完饭，主席突然要去天安门广场上看放烟花。他说，平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看，很好奇那个纸筒子怎么能放出那么高、那么好看的烟花。天安门广场当晚人山人海，全是百姓。但主席不管，说走就走。
到了广场，主席刚一下车，百姓就看到了，“呼啦”一下围上来，我瞬间就和主席挤散了。大家都紧张坏了，陪同的周恩来总理急得一身汗。汪东兴赶紧组织人把主席送上另一辆车才解围。
这件事之后，叶剑英提议，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，希望主席能够穿防弹服。汪东兴说，难道你不知道毛主席的性格吗，不但不会穿，还会发脾气。叶剑英管不了那么多，坚持做了防弹服。果然，主席看到后发火了：“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哪里有怕人民的，怕人民的不是共产党，共产党是为人民做事的，我们穿防弹服就是脱离了人民啊！你们要怕你们拿去穿，我毛泽东不穿！”
性情篇
该发怒时就发怒
待身边人像亲人
在世人眼中，毛泽东庄重严肃，举手投足间都是领袖气度，但身边工作人员知道，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真性情。
保健医生王鹤滨在初次见毛泽东时，被他爽朗的“粗话”吓了一跳。
主席看到我就说：“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——啊？”他说完，自己就“咯咯”地笑了。我开始有些吃惊，但紧接着就觉得一下子轻松起来。
主席待我们像亲人，还会用稿费接济大家。谁要是回乡探亲，他会指示我们进行调查研究，回来后做书面报告，这形成了一种制度。有些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低，主席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，将错字、白字一一改过来，还通顺语句、修正语法，谁写的报告生动活泼他就批给大家传阅。
周福明也回忆说：
主席也有不高兴的时候，对我们从不掩饰。他有个口头禅——“多此一举”。1970年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，林彪一伙在会议上的突然发难激怒了主席。以往都是我负责搀扶主席，那天会议一结束，我马上迎上去，刚要搀扶就被主席甩开了，“多此一举！”他满脸不快地说了一句就走了。
还有一回让我印象深刻。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北边，沿着中海有一条马路，常有汽车经过。每次主席睡觉，我就偷偷通知警卫值班室立个小牌子，禁止车辆通行。一次，主席问：“我睡觉，你干什么去？”我随口答：“去通知警卫值班室。”主席警觉起来：“我睡觉告诉他们干什么？”我只得讲真话。“多此一举！”主席严厉地批评道，“以后再不许你去。这是干扰群众！”他生气时还是很吓人的，但他自己又没放在心上，再见到你时会说：“昨天把你吓得屁滚尿流吧？”然后自己先哈哈大笑。
主席每次都是坐在床上伏案工作。他的床比一般床高出10厘米，但桌子是正常高度，坐在那儿只能脚尖挨地，很不舒服。我后来给他设计了一款桌子，比普通桌子高10厘米，在桌子下面加了一个横条，脚可以踩在上面。主席非常满意，像个孩子似的跺了跺说：“嘿，我可以用脚擂鼓了。”从那以后，屋子里常常响起“擂鼓”的声音。
毛泽东对待群众和家人的态度，让警卫员王明富等人深有感触。
3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毛主席是不吃肉的，看到带点儿荤腥的汤，他也会不高兴。他对子女的要求也严：不能吃小灶，只能吃大食堂。有人看着不忍心，给李讷买了点饼干，主席知道后非常不高兴。李讷星期六回到家，吃的是主席那份饭。主席在旁边看着她吃，自己就不吃了。
当时，江青住在钓鱼台，有一次她来中南海说要看看卫生，警卫只好放行。结果江青直接来到丰泽园，向主席要3万元钱买照相机和胶卷。主席很不高兴，在江青走后就嘱咐机要秘书张玉凤：“今后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不能让她进来。”
另一方面，主席总喜欢冲破我们为他设置的保护层，挤到群众身边去聊天，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笑得最开怀。
但晚年的毛泽东能出现在群众视野里的次数越来越少。看着病重的毛泽东，周福明的感情是复杂的：心疼他的痛苦，但也由衷敬佩他的豁达。
主席最后那段日子里，常常难受得嘴唇发紫。但只要他精神一好，又开始和人开玩笑，大夫曾鼓励主席：“您身体不错，能长寿。”主席摆摆手说：“你们不比皇帝的御医高明多少，稍微高明一点而已，我的病我自己知道。中国有句俗话，七十三、八十四，阎王不叫自己去。他不叫我，我自己还去呢！”
如今，毛泽东逝世已经37年。当初年富力强的工作人员，许多都去世了，健在的也年事已高。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了一张毛泽东晚年与工作人员的合影。孟进鸿指着照片给记者看：“物是人非啊！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亲历者，越来越少了。主席左边的，是主管安全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张耀祠，我的老上级，去世了。主席的警卫王宇清也走了。后排这位女同志，是主席晚年的护士长吴旭君，现在身体欠佳，很少露面了。健在的，就我们这几个了。”
吴连登看着这张照片，也感慨良多：“今年，中央在严抓党风。我就想起主席当年教育我们的——老百姓看中南海，就是看你们这些工作人员，中南海的大秘书就是端茶送水的，没任何特权。所以我们出去，宾馆的一个水果都不敢吃。主席说了：谁吃谁付钱，中南海的人敢吃别人一个水果，外面的干部看到了，就敢拿别人一座金山。人们怀念主席，就是因为他在世时，树立了一个正派的党风和家风。”
